【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为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故事，引导各族干部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各族人民心灵深处，特在“天山智讯”微信公众号开设专栏，精选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共同编著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丛书》中的故事予以刊发，供大家学习参考。

长治西陲：新疆建省

清朝前期，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国力强盛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清政府在政治制度上基本沿袭了历代中央王朝的做法，强化中央集权，维护政治上的大一统。18世纪中期，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叛乱，统一天山南北，使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北边疆出现严重危机。阿古柏和俄国入侵新疆地区，导致新疆地区局势急剧恶化。

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驱逐阿古柏等外来侵略者，收复新疆地区之后，“旧制……荡然无存，万难再图规复”。因收复新疆地区而遍历天山南北各地的湘军将领刘锦棠认为，新疆旧的统治制度几乎无法恢复了。这里的“旧制”是指清政府统一新疆地区后实行的军政合一的军府制。若向前追溯，汉代的西域都护府，唐代的安西、北庭都护府都属于军府制。虽然魏晋时期前凉将郡县制首次推行到西域，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西域逐渐扩大实施范围，元时行省制度第一次在西域出现，但郡县制、行省制并没有在新疆地区全面推行开来，军府制仍是中央政府治理新疆地区的主要体制。清政府在新疆地区建立的军府制，结合当时当地实际情况，在吸取前代有效经验教训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因而取得了很大成功，在前期对于清政府加强对新疆地区的管辖、维护新疆地区社会稳定、促进新疆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军府制管军政而少理民政，民政多由本地王公、伯克管理。在缺乏有效监督的封建社会，王公、伯克专权，容易形成尾大不掉的地方封建割据势力，同时王公、伯克占有大量土地和农奴，鱼肉乡里，既破坏社会生产力，又激化了阶级矛盾，对新疆的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非常不利，成为阻碍新疆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军府制自身管理体制层次重叠、事权多样化，官员结构偏重武职、执掌重心偏于军事等弱点也逐渐暴露。19世纪新疆各地发生的社会动乱，不仅证明军府制已不适应新疆社会发展的需求，而且札萨克制、伯克制也受到沉重打击，原有军政机构几乎全部瓦解。无论是左宗棠还是刘锦棠，他们心目中的“新制”是其他各省行之久远的行省制。建立行省，推行郡县制，成为新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新疆地区实行行省制，倡议于龚自珍，定议于左宗棠，成功于刘锦棠。1820年，张格尔之乱爆发，龚自珍针对当时的形势，在《西域置行省议》中率先提出新疆设置行省的主张，目的是实现全国大一统，解决日益严重的西北边患。然而，此举并没有引起清政府的重视。半个多世纪之后，阿古柏入侵新疆地区，俄国侵占新疆伊犁，左宗棠奉命收复新疆，新疆建省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

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清政府已命左宗棠筹划新疆的善后事宜。左宗棠在收复地区相继设立临时地方政府机构善后局进行治理，迅速恢复和发展新疆的社会经济，为新疆建省打下了政治、经济以及思想、组织等基础。左宗棠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数次上奏提出新疆建省之议，说明新疆建省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为新疆画久安长治之策……则设行省，改郡县，事有不容已者”。陕甘总督谭钟麟、继任督办新疆军务刘锦棠也先后启奏清廷，新疆建省从一般性议论推进到商讨具体方案的实质性阶段。

鉴于收复新疆地区后面临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左宗棠、谭钟麟、刘锦棠等人的积极倡导下，1884年11月17日，光绪帝发布上谕，正式建立新疆省，定名“新疆”，取“故土新归”之意。刘锦棠为首任巡抚，魏光焘为首任布政使，省城定在迪化。由此，新疆实行与其他各省一样的行政制度，由巡抚统管全疆各项军政事务。

新疆建省后，新疆巡抚兼兵部尚书衔，具有督办全疆军务、节制文武之权，为新疆最高军政长官；伊犁将军权限大为缩减，各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先后裁撤，伯克制也被废除；同时，除哈密郡王依旧世袭爵位外，其他郡王只保留名号，特权多被取消，势力大大削弱。新疆的驻军制度也与其他各省基本一致，新疆巡抚统领节制全疆军队，各道道员“以守兼巡为兵备道”，可以节制当地驻军。

新疆建省，是新疆行政体制方面的一次重大改革，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是我国大一统政治理念不断深化的结果，也是新疆与其他各省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的历史必然，更是新疆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建设的新开始。新疆建省，使新疆第一次实现了与祖国其他地区行政制度的完全统一，也实现了新疆天山南北行政制度的划一，对维护祖国统一和边疆安全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为清末中国边疆管理制度的改革树立了典范。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为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故事，引导各族干部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各族人民心灵深处，特在“天山智讯”微信公众号开设专栏，精选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共同编著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丛书》中的故事予以刊发，供大家学习参考。

军垦芳华：“戈壁母亲”的青春之歌

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全国一片欢腾，但稳疆固边的形势依然严峻。1950年1月，为巩固边防、加快发展，减轻新疆当地政府和各族人民的经济负担，驻疆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主要力量投入生产建设之中。1953年5月，十六师改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农业建设第五师；6月，十七师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农业建设第六师，步兵第五师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农业建设第一师。1952年2月1日，为了祖国领土完整和边疆安宁，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1954年10月，新疆20万官兵集体就地转业，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自此，兵团战士一手拿枪一手拿镐，不穿军装、不拿军饷，展开了一幅战天斗地的壮丽画卷。

为解决男女比例悬殊问题，让官兵安下心来扎根边疆，新疆军区从湖南、山东等地招募了大批女兵。1950—1952年，约8000名湖南女兵和2万名山东女兵入疆，她们后来成为第一代兵团人的妻子，被誉为“新疆戈壁上的第一代母亲”。

1952年，为能参军去新疆，16岁的湖南妹子戴庆媛验兵时偷偷在口袋里装上石头和铁锁增加体重，“惊险”通过部队体检。当年3月，戴庆媛与同批湖南女兵从长沙出发，坐两天火车到达西安后，改乘部队卡车向新疆进发。一路上，为防土匪和国民党残余袭扰，女兵们盘起头发，戴上帽子，将携带的雨伞伪装成机枪，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意外。同年入伍的山东女兵，分批从青岛、济南等地乘火车，到西安或兰州后转乘汽车，历经一个多月才到达新疆。在迪化稍作休整后，她们被分散到天山南北的和田、喀什、阿克苏、伊犁、阿勒泰等地的钢铁厂、水泥厂、修配厂、棉纺厂……沉寂千年的戈壁荒漠，涌来滚滚车队和斗志昂扬的女兵们，激情点燃了苍茫的旷野。几年后，她们陆续脱下军装，转业到新疆各地的团场和县市，继续履行屯垦戍边的使命。

“滚滚黄沙遮住天，茫茫盐碱连成片；满目荒凉杂草生，野兽出没无人烟。”这是当年兵团战士自编的顺口溜。新疆干旱少雨，到处是荒野和戈壁，自然环境恶劣，加上生产力低下，生活极其艰苦。那时的女兵和男兵一样，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住地窝子，喝涝坝水，扛着农具开荒生产。戈壁上没有路，没有树，没有人烟。没房子住，就在戈壁滩上搭帐篷、挖地窝子。晚上睡觉，躺在床上能看见星星。冬天冻得睡不着，早晨起来头发、眉毛上结满冰霜。遇到刮风天，脸上得蒙块布遮挡尘土。有时睡到半夜帐篷被大风掀翻、刮跑，只好四处寻找散落的衣被和盆盆罐罐。小孩子上学，生怕被大风刮跑，就在书包里放块大石头。

最恼人的要数夏天的蚊子和冬天的大雪。蚊子成群结队，疯狂袭人，手在脸上一抹就是一把。为防蚊子叮咬，大家跳着脚吃饭，或在脸上、手上涂上草木灰，有人还洗泥水澡，浑身糊一层黄泥。大雪天，寒风刺骨，手掌、鼻子和耳朵迅速被冻麻木，走路直不起腰、迈不开腿。地窝子随时会被大雪掩埋、封堵，需要人从外面清雪掏开门。

面对恶劣环境中的种种困难，女兵们没有退缩。投身军营，建设边疆，大家都有极强的荣誉感和上进心，有红旗就扛，有第一就争。开荒造田，拦河筑坝，修渠引水，打坯盖房……她们样样都不输男兵。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其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实施不久，男女婚恋自由。可繁重的劳动和艰巨的工作使女兵很少考虑个人问题，大多只有靠组织介绍、领导牵线找对象，然后自愿组成家庭。婚礼更是从简，大多是集体婚礼，分包喜糖了事。婚房多半是轮流使用，夫妻平时住在各自的集体宿舍。尽管条件艰苦，但他们无怨无悔。坚韧生命的结合，如大漠胡杨、戈壁红柳，因为坚韧，逐渐有了相守的温暖和相爱的期许。地窝子里传出的婴儿清亮的啼哭声，成为荒原上最美妙、最动听的晨曲。

有了家庭，女兵们就得付出双倍的辛劳。她们白天与男兵一样参加生产劳动，晚上回家还得料理家务。白天挤不出时间，很多洗洗涮涮、缝缝补补的活儿，只好留到晚上或雨雪天做——这是第一代兵团母亲含辛茹苦的岁月剪影。新疆辽阔的土地，部队火热的熔炉，把年轻的女兵们锻造成了有信仰、有追求、有主见、有毅力的“钢铁战士”。在艰苦岁月里摸爬滚打、忍辱负重，她们最懂得同甘共苦的含义，最明白相依为命的价值。苦难淬砺的生活，使她们的婚姻和家庭也呈现出朴素、坚实而牢固的质地。

山东女兵金茂芳，是拓荒队伍里的杰出代表。1952年9月入伍进疆的她，1955年和丈夫就地转业，成了第一代军垦职工。身为新中国第一代女拖拉机手，她用军人的执着、女性的细腻养护着机车。1960年我国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壹圆纸币正面图案中的人物——女拖拉机手，金茂芳是原型之一。她驾驶过的那台苏式拖拉机，至今陈列在石河子市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内，成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兵团第二师铁门关市有座十八团渠纪念碑。当年，为把孔雀河水引到吾瓦镇军垦农场，战士们要去5公里外的天山脚下背石头，每天得背七八趟。有一天，女兵吴素梅捆石头的绳子磨断了，情急之下，她剪下自己心爱的发辫，接好绳子继续背。60多年来，渠水奔流不息，浇灌着库尔勒垦区的30多万亩良田，而那个为修渠剪下发辫接绳的女兵，也永远为人们所铭记。

1957年，为了打通新疆南北疆之间的交通通道，王震将军亲自筹划修筑了一条翻越天山的公路，这就是著名的乌库（乌鲁木齐—库车）公路。在这支翻山修路的大军中，田桂芬、刘君淑、姜同云、陈桂英、王明珠5名女兵不畏艰险，和男兵一样在海拔4200多米的冰峰雪山上抡锤打钎、点火放炮、开山筑路，被誉为“冰峰五姑娘”。后来，她们当选为“新中国屯垦戍边100位感动兵团人物”。

1963—1966年，数万名上海女知青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毅然告别繁华都市，远赴新疆戈壁荒漠，为祖国的边疆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数万名上海女知青，大多数被分配到兵团农一师、农二师和农八师的农业生产一线。1964年5月，从上海团校支边新疆的倪豪梅，辗转8天到达沙井子十五团农场。艰苦的生活并没有吓退这个江南女子，她和男同志一样开荒、种地、挖大渠，和他们摽着干，挑担子，推车子，暗中较劲儿，有时被别到沟里爬起来再比。凭着一股“不服气、不认输”的劲儿，她从一名普通知青一路走上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党委常委，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岗位。

现今，兵团七八十岁的老人中，很多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从祖国各地来支边的女兵和女知青，她们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来到遥远的大西北，一干就是一辈子。她们把火红的青春和滚烫的血汗挥洒在了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上，“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她们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兵团精神的最美书写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