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为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故事，引导各族干部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各族人民心灵深处，特在“天山智讯”微信公众号开设专栏，精选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共同编著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丛书》中的故事予以刊发，供大家学习参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口援疆是国家战略，必须长期坚持，把对口援疆工作打造成加强民族团结的工程。”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及各省市对新疆的援助从未间断。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改变新疆工业企业落后的状况，中央甚至把东南沿海较发达地区的一些企业、工厂搬迁到新疆，又从全国各地选调工程技术人员充实到新疆初建的骨干企业，并选送一大批少数民族工人到全国各地的先进企业进修、实习，在短时间内为新疆培养了一支工程技术骨干力量，对推动新疆现代化进程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2010年3月，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启动，正可谓“天山南北涌动滚滚援疆热潮，戈壁绿洲展开幅幅壮美画卷”。

如果将目光放到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我们会发现，早在清乾隆年间平定准噶尔及大小和卓叛乱、统一新疆后，清政府就对新疆实行过协饷援助的财政制度。

清朝统一新疆地区后，在天山南北建立了完整的治理体系。清政府在新疆实行军府制，设伊犁将军统辖全疆军政事务，下设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统兵分驻各地，管理当地军政事务，并依据“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原则，建立起州县制、伯克制、扎萨克制、八旗制等不同的管理模式。确立了以协饷为中心的财政供应体系。清政府在新疆各地普遍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减轻了当地群众的负担。

实行军府制管理体制，初期在新疆稳定社会局势、尽快恢复生产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设官驻兵支出浩繁，加上新疆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导致清政府难以支付繁重的军政开支，更无法承担重大政治事件、军事行动及经济建设所急需的巨额开支。为改变新疆财政捉襟见肘的局面，清政府在全疆各地采取兴修水利、鼓励移民、推行屯田、经营牧场等措施，但依然入不敷出。新疆每年的军政开支需白银200多万两，而新疆全年货币形式的赋税收入仅有白银10万两。为维护在新疆的统治，巩固边防，清政府将新疆所有的财政收入全部留归当地使用，并通过其他省份的协饷解决新疆地方财政收支差额问题。

协饷是中央政府对地方贫瘠、收支不能平衡的省份以调度财政的名目，从税收富裕的省份拨款予以协助，即“酌盈济虚”，也就是拿多余的弥补不足的或亏损的。因为拨款大部分用于支付被拨款地公职人员和当地驻军的薪饷，以协助其维持当地军政的正常运转，所以被称为“协饷”。

当时，全国有25个省级行政区，除了财政无法自给的西藏、西宁、乌里雅苏台（今蒙古国扎布汗省）、盛京（今辽宁沈阳）、吉林、黑龙江六个特别区和甘肃、广西、云南、贵州四个省外，其他的省份和粤海关、闽海关、江汉关、江海关等海关，以及河东、长芦等几个主要盐场，都要把税收的一部分作为协饷拨解新疆。每年春夏间，新疆各地核定本地次年军政事业所需费用后，将开支预算分别上报中央政府的户部和驻在兰州的陕甘总督衙门，待审定预算后，按各省区和海关的财政收支状况分摊。各省区和海关接到分摊数额后，按期将银两解送陕甘总督衙门，再由新疆派人领取，分存在新疆各地银库，按月给新疆各地公职人员和驻地官兵发放。协饷除了发放官吏、将士的俸饷外，还被用来发展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兴办教育等。清末天山南北形成了24个屯区，生产工具、生产技术有了较大革新，兴修了大批水利设施，工矿业等实业有了初步发展，商业发达，城市兴起，新式学堂教育如火如荼。

除了每年正常的协饷外，新疆发生重大政治事件、军事行动时，清政府会临时给新疆拨解大笔款项，称为专饷。例如，乾隆年间，拨出专款20万两白银用于救济和安置东归的土尔扈特部；光绪年间，为扫平中亚浩罕汗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浩罕市一带）军官阿古柏的入侵和沙俄对新疆的侵略，清政府多次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每年拨付的军饷、粮运、装备、善后等各项费用都在600万两白银左右。

据统计，自1760年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新疆协饷完全断绝为止，清政府拨给新疆的协饷和专饷总计近4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10年财政收入总和。由于每年军政开支不定，协饷数额也多有差异，平均每年拨给新疆的协饷约占清政府年财政支出的十五分之一。这些协饷主要来自其他各省的地丁、盐厘、关税等收入，还有少量的私人捐赠等，如，1827年，为了平定张格尔叛乱，江苏商人捐献白银100万两、广东商人捐献白银110万两、浙江商人捐献白银100万两，用以资助清军平叛。

协饷援新疆财政政策是清政府治理新疆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是这些来自各省的协饷、中央政府拨解的专饷，以及来自发达省份商人的捐助，为新疆边防巩固、社会安定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这是值得肯定的历史功绩。

百余年间，清政府每年将数百万两白银调拨新疆，用于新疆军政开支，帮助各族人民屯田兴业，使自古以来就是伟大祖国一块宝地的新疆虽历经劫难却不失统一。各族人民在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共同开发建设共有家园的劳动中，保持了新疆百余年的基本稳定，经济社会实现了迅猛发展。“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清朝实行的协饷援新疆财政政策，充分表明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家庭成员，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开拓了中国的辽阔疆土，共同缔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正因如此，新疆各族人民形成了对中华民族大家庭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为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故事，引导各族干部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各族人民心灵深处，特在“天山智讯”微信公众号开设专栏，精选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共同编著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丛书》中的故事予以刊发，供大家学习参考。

中华礼乐中的西域乐舞

在中华文明的浩瀚长河中，西域乐舞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与深厚的文化底蕴， 自汉代丝绸之路开通以来，便不断向中原传播，成为中华礼乐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龟兹乐的激昂旋律到疏勒乐的婉转舞姿，再到高昌乐的欢快节奏，这些西域乐舞形式不仅丰富了中原的音乐语言，更在文明交融中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发展。

丝路琴声连东西

汉代丝绸之路开通后，西域音乐逐渐随着商旅往来传入中原，至魏晋南北朝时形成显著影响。在这条文明交融之路上，两位西域音乐家的故事尤为动人。

568 年，北周皇宫迎来了一场特殊的婚礼。北周武帝宇文邕（yōng）迎娶突厥公主阿史那氏时，随行队伍中有一支300多人的西域乐舞团。在这支队伍里，来自龟兹的音乐家苏祗（zhī)婆格外引人注目。他出身音乐世家，从小跟着父亲学习琵琶和龟兹乐律，十几岁就成了当地有名的乐师。这次他带着龟兹特有的曲项琵琶来到长安，将“五旦七调”的乐律理论传入中原。这一理论为中原音乐注入了更丰富的调式体系，推动了乐律理论的革新。正如《隋书 ·音乐志》记载，隋代“开皇乐议”中，郑译正是借助苏祗婆的理论，解决了雅乐音律的难题。长安城迅速兴起“胡乐”风潮，街头巷尾处处能听到西域曲调，连贵族女子都以穿戴胡服、学习胡乐为时尚。龟兹乐的琵琶声与羯鼓声为唐代音乐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唐朝初年，另一位西域音乐家裴神符在长安掀起新的音乐变革。这位来自疏勒的琵琶高手发现用木片弹奏的传统技法限制了琵琶的表现力，便大胆改用手指直接拨弦。他发明的“轮指”“扫弹”等技法让琵琶声如珠落玉盘，人们把这种新弹法称作“搊（chōu）琵琶”。贞观年间，他在太常寺担任乐工时创作的《火凤》既有西域乐曲的奔放，又带着中原雅乐的婉转，连唐太宗都听得入迷。中唐诗人元稹在《法曲》中写道：“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正是当时西域音乐风靡中原的真实写照。这首曲子传到宋朝被改编成《真火凤》，成为宫廷乐舞的保留曲目。

十部乐中的西域华章

唐朝建立后，宫廷专门设立“十部乐”展示各地音乐，其中，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三部来自西域，它们像三颗明珠镶嵌在大唐礼乐的皇冠上。这不仅是艺术的融合，更是政治智慧的体现——唐太宗将平定高昌后获得的乐舞直接编入宫廷燕乐，既彰显国家威严，又表达了对多元文化的尊重。

龟兹乐最早在384年由前秦大将吕光带回中原。这种音乐的特别之处是乐器组合：既有波斯传来的竖箜篌，又有印度风格的五弦琵琶，也有游牧民族常用的羯鼓，还有中原传统的笙、箫、筝。演奏时身着大红色丝布袍。跳舞时一般为四人组合，他们头裹红巾，身着大红袄，下配白色裤子，脚蹬乌皮靴，整体造型色彩明艳、风格奔放，别有一番韵味。龟兹乐中广为流传的曲目也颇具特色，解曲有《婆伽儿》，舞曲有《小天》《疏勒盐》，歌曲有《善善摩尼》等。隋朝时，龟兹乐已是宫廷七部乐之一，到了唐代更是风靡全国，白居易诗中“琵琶弦促千般语”描绘的就是龟兹乐的独特韵味。

疏勒乐的“盐曲”系列别有风味。盐曲可能是西域音乐中的特定曲调形式，《疏勒盐》《白鸽盐》这些曲子用觱篥（bìlì, 类似唢呐）和答腊鼓演奏，时而急促如马蹄踏沙，时而悠长似大漠孤烟。北魏时传入中原的疏勒乐，到唐代已发展为完整的表演体系：舞者穿着白底锦纹的衣裳，腰系红皮带，跳起表现商队远行的《远服》舞时，让人仿佛看见丝绸之路上往来的驼队。乐工们使用的鸡娄鼓仅有碗口大小，却能敲击出千军万马的气势，这种独特的演奏技艺令中原乐师叹为观止。

壁画上的龟兹乐器

高昌乐则带着葡萄绿洲的欢快。640年，唐太宗命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大总管平定高昌，当地的整套乐舞被搬回长安。其乐器融合了西域与中原特色，如弹拨类的琵琶、竖箜篌，  吹奏类的横笛、觱篥和铜制长号“铜角”，以及多种鼓类打击乐器；乐工头戴皂丝布巾，身穿绯丝布袍，下着绯色布裤，舞者则着黄袖短衣、五色丝带配赤靴，服饰华丽。

乐器里的文明密码

西域乐舞的东传给中原音乐带来了深远影响。苏祗婆的“五旦七调”理论为唐、宋宫廷的二十八调体系奠定了基础， 促使《霓裳羽衣曲》等大型乐舞问世；裴神符改用手指拨弦的“搊琵琶”技法丰富了琵琶的表现力，推动其成为唐代乐舞的核心乐器之一。在新疆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唐代乐俑中，可以看到手持搊琵琶的胡人乐师与弹奏古筝的汉族艺人比肩而坐，这正是多元文化交融的生动见证。

更有趣的是，我们现在熟悉的很多传统乐器都留着西域的“基因”：原本横抱的琵琶因为方便手指弹奏改成竖抱， 笛子增加了膜孔，使笛音更清亮，就连看似普通的腰鼓，也因吸收了龟兹羯鼓的演奏技法而更具表现力。敦煌莫高窟第112窟的反弹琵琶雕像，舞者纤足微翘的姿态带着印度手势的遗韵，飘扬的衣带却完全是吴带当风的笔法——这些艺术形象无声地诉说着丝绸之路音乐的融合之美。

永不消逝的合奏

从苏祗婆在长安奏响第一曲龟兹调，到裴神符的《火凤》绕梁三日，西域乐舞的东传之路走了数百年。这是各民族音乐家共同谱写的交响曲：突厥公主带来乐队，龟兹乐师传授技艺，中原乐工改编创新，最终成就了“大唐燕乐”的辉煌。当龟兹琵琶与中原古琴合奏，当疏勒羯鼓应和着江南丝竹，这些跨越地域的文化共鸣，正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绝佳诠释。

今天，当我们在新疆听到十二木卡姆的演奏，在西安鼓楼看到仿唐乐舞的演出，依然能感受到这种跨越时空的文化共鸣。2014年，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共同申报的“丝绸之路： 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那些曾在丝绸之路上流动的音乐，作为文化交流的一部分，成为人类文明对话的永恒见证。这段绵延千年的音乐故事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的璀璨正是源于各民族的智慧交融与共同创造——就像龟兹乐中的五弦琵琶，五根琴弦虽材质各异，却在乐师指间弹奏出最华美、和谐的乐章。